1937年，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国民政府军事、行政机关连续召开了66场会议。
其中，关于迁都事项最早发生在8月4日，何应钦主持军委会关于卢沟桥事件军事长官会议第25次会议上，提出了战时政府首都所在地，应加研究“是否以武汉为宜”的建议。
二天后，国民政府又有“大战爆发后，首都遭受敌人空军之激烈袭击，则迁往衡阳衡山”之议。
关于定都事宜，早在1935年8月，法肯豪森给蒋介石的《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呈文中提出：
建立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的构想，他说：“四川为最后防地，富产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分，宜设法筹备，使作最后预备队。”，“该处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况，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
不过，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迁都事宜仍没有确定。
10月下旬，上海战事日渐吃紧， 迁都之事已迫在眉睫。这时，蒋介石想起了刘湘“建议中央迁川，以作长期抗战的准备”的建议。
于是，蒋介石向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今湖南邵阳人，耶鲁大学毕业）咨询迁往四川这件事，何廉竭力主张以迁往重庆为宜。
几日后，他宣布“国府将迁都重庆”，命令何廉负责做好迁都的准备。
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中指出：
“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10月29日，国民政府在三楼会议厅举行国务会议，商讨迁都事宜。蒋介石在会上说：
“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既可以主动而进。”蒋介石对国府主席林森说：“上海战况不利，国军吃紧…迁都之事，宜尽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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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蒋介石与林森会商，蒋介石决定迁都，做长期抗战打算，粉碎日寇迫订城下之盟的妄念。
其日记云：
“抗倭最后地区与基本线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难，当在最后五分钟。”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第31次常务委员会议于15日讨论通过《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及人员疏散办法》，决定：
“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告别四川同胞》演说中说：
“中国只有两省可以作为根据地，第一是广东,广东自然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
三天后(11月16日)晚21时，国防最高会议第5次会议在南京中山北路252—254号，萨家湾铁道部一座褐色的三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内召开，出席会议的有：
林森、汪精卫、于右任、孙科、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冯玉祥、覃振、邹鲁、吴敬恒、钮永建、魏道明、张群、蒋介石、叶楚伧、张厉生、邵力子、张继、张嘉璈、蒋作宾、王宠惠、吴鼎昌、戴传贤、陈绍宽、丁惟汾、王世杰、唐生智、俞飞鹏、徐永昌、李宗仁、白崇禧等32人。
列席人员有：钱大钧、董显光、翁文灏等3人以及秘书长张群、秘书主任曾仲鸣。
会议由蒋介石主持，狄膺记录。
会议首先一致推举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该会委员。接着，听取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关于最近一段时间外交工作的报告，其中有“德使、英代办均来问国民政府办公地点迁移否”的内容。
蒋介石在听取了王宠惠的报告时，插话说:
“关于第三点，使馆随迁，交通上格外予以便利，待遇亦宜较好”。
随后，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报告了南北战场的战况及今后的对敌方略，内称:
“今后抵抗非随便、无计划、非冒险，我当然有一定之目的，因我已有决心。如与作战，须于最后决胜，便以军队力量比我固不如；
以实际形势言，我亦无胜利可能，然而毅然作战者，既非因经济力量日本不够，我故与战；
亦非以我经济力充实而与之战。如以四川为国民政府办公所在，日本政府来消灭我在四川之国民政府，需要三年。
如此长期，要许多力量，日本必无幸。此其一。
我国民政府不会消灭，国际形势有变迁，日本不能支持。此其二。
阿比西尼亚国联让他失败，以至于亡，诚为我之大教训。但我中国决不会做阿国，日本决不能灭亡我，即加几个日本，亦不能灭亡我。此其三。
我今以革命之主义与日本抗战，越抵抗越有胜利之把握，惟妥协是要不得的。”
随后，会议又分别听取了孔祥熙关于财政的报告及汪精卫关于《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人员疏散办法》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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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作了《国民政府国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演讲：
抗战开始至今已三个月以上，赖中枢各同志同心一德，坚苦维持，使前方部队，勇气日增，全国同胞，感动奋发，暴日到了今天，应已知道中国的力量不可侮。
关于军事情形，刚才副参谋总长已有说明，外交财政亦均有各别报告，不待赘说。
目前，淞沪外围以至苏常一带的战事，日益紧张，暴敌陆续增援，似乎我们的军事应付处于更艰难的地位，北方战场自日军占领太原后，亦形不利，但就全局来观，我们并未失败，要知道此等情形，原来并非意外，而是为我方开战时所预期的。
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折亦要有预定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立于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败之忧。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
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即可以主动而进，大体上说来，是不足虑的，依照预先想定的抗日计划，步步实现，并无错误，更不能说是失败。这是应当首先向各位报告的。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
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祗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
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到什么时候，才定了下来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1935年）入川剿匪之时。
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祗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
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至二十四年（1935年）入川剿匪之前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决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
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所以从那时起，就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
现在，我们自八一三淞沪开战以来，将士们英勇抗战到了今天，虽然牺牲惨重，已使日军胆寒，这都因为抗战已有了预定计划。所以，前方杀敌，格外安心，如果在四川根据地没有建立以前，那不仅上海不能作战，就是在南京在汉口亦不能和日军抵抗。
回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间，日军是如何的凌逼我们，那时我们忍辱负重，将党部迁移，命中央军队退出，这种空前的侮辱，不是常情所能忍受的。
那时节，后方没有确实的基础，军事还没有完成必要的设备，又值夏间水涨之时，日军的海军溯江而上，一直可以到宜昌，甚至小军舰可以到重庆，如果轻易开衅，国家不堪设想。因之无论如何，祗好忍痛下去。
如果在九一八当时，一二八当时，以及民国二十四年日军在平津横暴侵逼的当时，我们祗要有十分之一的把握，在战局上稍有运用的机会，老实说我们亦毫不迟疑的起而抗战了。
但彼时一切均无把握，徒然将国家民族牺牲，于心实有所不忍。
这几年来，我们埋头苦干，积极准备，同心一德，完成统一，到这次卢沟桥事变发生为止，我们的国内形势和军事准备，比之以前，当然有更多的把握。
可以说，较之民国二十四年已增加了一倍，而较之一二八与九一八当时，增加了二三倍还不止。
我们国防上已经有初步的准备，如果尚有和平可能，当然要迟延二三年，再过三年，我们的国防力量，当然格外不同，但日军不能等待，时机不能许可，情势已至最后关头，自然要和他抵抗。
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是无计划，也更不是冒险，可以说，日军在事实上已立于失败地位，而我们是有一定的目标的。
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一经开战，一定要分个最后的胜败，现在如单就军队力量比较，当然我们不及日军，就拿军事以外两国实际国力来较量，也殊少胜利把握。
但为什么我们这次毅然决然与之正式作战，而毫不犹豫呢！这并非如一般所想，日本经济力不能维持长久，或是说我们的兵力和自然条件可以维持到多少久，我们的着想点，并不在此，我们决心抗战，且有最后胜利的自信，是由于下面三个根据。
第一、
自从二十四年开始将四川建设成后方根据地以后，就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础。
日本如要以兵力进入四川来消灭国民政府，至少也要三年的时间，以如此久长的时间来用兵，这在日军的内部是事实上所不许，他一定要失败的。
我军节节抵抗，不惜牺牲，就希望吸引他的兵力到内陆来，愈深入内陆，就于我们抗战愈有利。
第二、
祗要我们国民政府不被消灭，我们在国际上一定站得住，而日军骄横暴戾，到处树敌，他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的。所以，我们决不怕消灭，一时一地的得失，无害于我们的根本，我们的唯一方针，就是要“持久”。
第三、
鉴于阿比西尼亚的事例，有若干人不免对国际正义失望，阿比西尼亚为国联会员国，最后国家灭亡了。国际无法援助，这固然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但我们中国决不做阿比西尼亚。
要知道，阿比西尼亚在地理上和军事上的条件，与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独幅员广大，而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越到内陆，这种意识、越普遍，所以，日本决不能亡我，就是再多几个日本，亦不能亡我，日本如果以意大利来比拟自己，他就一定要失败。
因此，我可以断言，我们的国家决没有灭亡的危险。我们的后方有巩固的根据地，虽然前方军事或有局部的失利，祗要国府存在，必与之抵抗到底，这是对日抗战最主要的条件。
军事上即或失败，而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和我们三民主义，决不会消灭。越抵抗就越有精神，所以，此刻决不能因军事失利而希望停战和妥协，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日本的心理，最好就是趁华北在手上海得利的时候，与我言和，但是如此妥协，不知道要多少年以后，才能翻身，或许是永远不能翻身。
所以，我们今天决不能与之言和。如此他目的不达，就站于被动的地位，而陷于极大的不利。
因为第一层，他这次并没有想到中国会和他抗战，仓卒调兵，陆续增援，他第一步已陷于被动了。第二步他以为华北和上海失利以后，我们就要内部动摇，不得不同他讲和，但现在又出其不意，拒绝与之言和，他第二步又陷于被动的地位了。如此敌为被动，我为主动。客主之间，军心士气的高下，全般战局的利害也就于此可见。
我要郑重告诉各位同志，抗战开始以来的战局，其失利的程度，并不曾超过我们预想以外，我们早就依预想失利的形势而定下了一贯的计划。
所以，就军事言，用不着忧虑。而就一般形势来说，则我们中国已经获得成功。三个月的抗战，三十万将士的死伤，已经造成了国际新形势。
如果没有中国这三个月的抗战，不会有德意日协定。不会有比京九国公约国会议。亦不会促成对抗侵略阵线的联合阵线。
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
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
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各国是受不住的。尤其英国是决不能忍受的。如没有这三个月的抗战，日本的排英不会如此剧烈。英日不会交恶到如此地步。
英国的海军军备，虽然要到明年年底才能完成，但日本占领上海以后，他的气焰，简直如同疯狂，日本必将逼得英国迫不及待了。
我说这句话，不是说外交已经好转到绝对靠得住，不过，我们所预想和预期的形势，确实已一步一步的实现。而且九国公约国的发动，和英日交恶的形势，是出乎意外的提早实现了。
固然，我们抗战不能观望外交的形势，不可依赖国际的演变，我们为国家为民族争生存，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打算，但对于日军所处的地位，不能不有详细观察，来决定我们的作战方案。
单从军事来说，日军的危险比我们更大。
日本国内矛盾太多，老少不一致，海陆不一致，财阀不一致，军阀本身也不一致，至于一般人民，对于侵略战事，更是莫名其故，他侵略中国，已将六年，东三省的治安，至今尚且维持不了，如果他深入华北和内蒙，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他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
而且，中国抗战一天不停，他就欲罢不能，而要跟着作被动的冒险，现在他要侵入长江以南，这种计划，决不是他事前所想到的。
他现在如冒险前进，想要进攻南京，那就是他失败的开始，不必到四川，他就一定要失败。
试想，以六七十年来积储的国力，不照预定计划，而行险徼幸的陆续送到中国战场上来消耗，这是不是于他有利的国策，所以，日军非失败不可。
我这一段话，都是实在情形，祗要我们国内共同一致，含辛忍苦，不惜牺牲，持久抗战下去，定可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打倒了侵略的暴敌、以达成我们民族的复兴。
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
今天，主席以次均将陆续出发，希望政府和党部同人迁渝以后，秉承主席教导，对于一切职务，不但要照常努力，而且要积极整顿，格外振作，在艰苦之中，力求革新和精进，总要使有一番新气象，来安慰前方的将士，激勉后方的军民。
切不可因为距离战场辽远了，而精神意志懈怠下来，无形中造成如南宋时代苟安的局面。
今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还在各位同人是否真能表现革命的精神，实行革命的职责，总要痛念国家艰危，将士牺牲，和人民痛苦，自勉自强，善尽责任，到处表示我们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最后必胜的信心。
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要革除惰习，造成蓬蓬勃勃的新气象，使国民有所激劝，国际上也得到良好的观感，以配合我前方的浴血战斗，达成抗战最后的胜利，这是本席今天衷诚恳切的期望。
会议结束后，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
“中央政治委员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职权，国防最高会议应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在地。”
会上最后决议:
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起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移至重庆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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